重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个问题始终横亘在我心里：安娜的不幸是否不可避免？这包含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明知有道德层面的挑战，安娜不仅不寻找方式规避，相反，几乎直愣愣地撞上不幸，毫不伪装，有时甚至是挑衅般地展现自身？为什么有时她的行为显得如此拧巴，甚至自相矛盾，明知痛苦却又陷溺其中？
《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
这一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悲剧形象的不幸命运开始于她与伏伦斯基在火车上的邂逅。安娜乘坐火车从彼得堡前往莫斯科解决她兄嫂的家庭矛盾，同一车厢中的伏伦斯基被她的美貌吸引，而安娜则对他的慷慨与善意印象深刻。随后便是贵族社会的舞会、酒会、宴会，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在一次次伏伦斯基主动创造的见面中，安娜的心迅速地倒向了他，并且不加掩饰地表现着爱。这很快被她的丈夫——一个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体面官员卡列宁所发现，也被整个“上流社会”所议论。卡列宁也分不清他气愤的究竟是妻子的不忠，还是整个社交圈对他的指点，他以他的方式也是上流社会普遍的方式应对此事，希望在保持体面的情况下，让事情重回“正轨”。但安娜表现出令人惊愕的不妥协和——在他看来——缺乏自制力，她几乎是在挑衅他笃信的家庭道德根基，她在公共场合表露对第三者的爱意，之后又为伏伦斯基生下了孩子，并最终出走。但安娜从未获得平静，即便是感受爱的时刻，她也总是同时感受着痛苦。而伏伦斯基并不能感受到同样的痛苦，一开始，安娜是他年少风流的标识物，后来，他希望安娜成为他刚粉刷的贵族新居的装饰物。但安娜从不顺他的意，安娜一开始没有掩饰，因而他们的私情很快不得不爆发，安娜后来也不愿重新组建家庭，而是越来越紧地要求爱的证明，也质疑爱的存在，最终在无尽的痛苦折磨中自我毁灭。
安娜并非被动地走向了毁灭，她的毁灭是自我意识的凸显。托尔斯泰呈现了其他的可能。故事开头哥哥奥博朗斯基出轨家庭女教师，安娜作为妹妹参与调解，这同安娜出轨之后嫂子陶丽前来探望构成一个明确的对应。安娜在劝慰陶丽时便说：“我比你了解上流社会的男人，......这些男人尽管干着这种不老实的事，但他们还是把家庭和妻子看得很神圣的。他们瞧不起被他们玩弄的女人，那些女人也破坏不了他们的家庭。他们在家庭和那些女人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这说明类似的现象在上流社会的男人中间并不罕见。而对于贵族女性而言也是如此，在塔特西公爵夫人的聚会上，一帮贵族太太谈论贵族圈中不忠的婚姻，如同谈论家常便饭，对他们而言，精神和肉体的出轨算不得什么大事，甚至“要懂得爱情，就必须先犯一下错误，然后再改正”，津津乐道这样“改邪归正”式的风流韵事。如果在公开场合，尤其是自家丈夫在场的场合，仍和情夫交际，那才是真不体面。上流社会中多的是此类貌合神离的家庭。
这也是伏伦斯基曾经设想的情形，他一开始只将安娜视作他在交际场上吉娣之后另一个目标，“一个追求已婚女人，并且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去把她勾引到手的男人，绝不会成为笑话的对象，相反，倒有一种英雄豪侠的味道”。他享受的正是这种轻微的逾轨的快乐。在遇到安娜之前，他过着一种堪称无聊的享乐生活，他需要诸如此类的刺激。而当卡列宁意识到安娜的越轨之后，最先顾及的也是“体面”，他每一次同安娜“严肃谈谈”，最终无非落脚到“体面”上，而最令他无法忍受的，也不过是公共场合中的一分体面。
安娜自然也可以过着一种双重的体面生活，这种风流韵事不仅不会危害到她自身，还会成为她魅力的证明。但安娜决绝地不顺应这样一种上流社会的默识，她决绝地叛逆了卡列宁的设想、上流社会的规则，甚至同样脱离了伏伦斯基的想象。让安娜和伏伦斯基发展为一场逾越世俗规则的狂恋的，正是安娜自己。这是因为安娜从一开始所有的激情植根于爱，她的逻辑一贯如此，在安慰陶丽时，她并未援引什么“基督的宽恕”，而是感同身受地理解陶丽的情感，她唯一关心的只是陶丽对奥博朗斯基“还有多少爱”。她遵循爱的逻辑，这种爱并不是伏伦斯基一直挂在嘴上的那种社交场合里廉价的“爱”的话语，而是更复杂的理解，更复杂的情感连接（安娜对伏伦斯基说，爱情“对我的含义太多了，不是您能理解的”）。这种情感卡列宁无法给与，因为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宗教和理性道德的训诫，伏伦斯基其实也无法给与，因为他所熟悉的只是作为装扮的“爱”的话语。
也正是因为安娜只在乎“爱”的逻辑，所以她绝不会遵循卡列宁的建议，甚至挑衅似地反抗他的“体面”。卡列宁第一次意识到问题严重，是因为社交场合中大家都感受到了安娜和伏伦斯基的关系“有失体面”，而他思考如何制止安娜的行为时，依据的是宗教、道德、利益，唯独无关“爱”。正是这次对话而非伏伦斯基的追求让安娜最终决定出轨，这种行为背后不仅是出于激情，还出于一种对长期以来没有爱的家庭环境的叛逆。背后的逻辑依然是爱，安娜无疑爱过卡列宁，书中充满着爱的陈迹，但她没有得到期待的爱的回应，所以以这样决绝的方式让卡列宁意识到自己并非他道德家庭中那个没有面目、没有个性的体面妻子，而是活生生需要爱情的人。安娜无法接受貌合神离的婚姻形式，那也许是一些人眼里轻松愉悦的生活，但对她而言却是双重背叛。
安娜还曾拥有另一种看似圆满的选择。卡列宁在安娜怀孕之后基于一种宗教的怜悯和道德要求“宽恕”了她，同时在奥博朗斯基的游说下同意了离婚。伏伦斯基也期待这个结论，他甚至开始畅想由皇帝准许他立嗣，可以与安娜结婚。但安娜决绝地拒绝了摆在面前的这一看似圆满的结局，她不能接受卡列宁的“宽宏大量”，因为那依旧是基于宗教而非情感，她也无法接受自己需要卡列宁的“宽恕”，那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安娜潜意识里并不认可这一判决，她怀着对卡列宁无爱的婚姻的憎怨，当然无法接受卡列宁装扮成道德完美的圣人的恩赐。而伏伦斯基的期待让她堕入了另一种可怕的深渊，她以前就知道伏伦斯基口中的“爱”并非她期待的爱，所以他越是强调同她正式结合的可能，越是期待他的生活重回一种上流社会美满婚姻的“正轨”，就越让她意识到过往爱恋的虚幻。所以，他们关系在一次次互相无法理解的争执与消耗之后，安娜所有一切的疑问都落脚到了“爱”上，她开始怀疑“爱”本身。从卡列宁到伏伦斯基，安娜自始至终追求的都是这个“爱”，然而“爱”先是被宗教与理性的约束遮掩，又被上流社会的浮华与规则击溃，她终于没能得到“爱”，生命的根基也因之消散了。
安娜如此敏感，因而能准确地捕捉到卡列宁看似完美的婚姻设计背后的虚伪和冷漠，也能无比敏锐地感知到伏伦斯基热情的消退，但她想不通这一切的根源。她无法将一种个人的不幸同时代结合起来，她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又一个虚妄的“爱”来拯救她，直到死前还在伏伦斯基爱不爱她这件事上摇摆，仿佛一切生的希望都寄托于此。她无法意识到“爱”的匮乏是一种整体性的虚伪文化的结果，也是一种整体的不公正的体现。正如奥博朗斯基和伏伦斯基等人可以轻易地逃脱惩罚，继续混迹于社交圈，而安娜则必须面临严苛的惩罚，她的悲剧本身是时代的不公的反映。连她自己也很难解释为何不选择隐瞒、为何不选择离婚，她的叛逆是一种潜意识的反叛，她深深地嵌入在这一贵族结构之中，她的吃穿用度、言行举止被这一机构深深浸透，又深深地感知着这一结构的荒谬，但无法言明。最终这种憎恶变成了对她自身的憎恶，她如同渴望爱一样渴望着不幸。她的自毁是她的憎恶的力量自发的行动，她要以这样象征性的结束发出对这不公的、虚伪的结构最严厉的批判。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
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在于，她只知道自己的不幸，却不知道这不幸的由来，也不知道脱离这些不幸，她可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她只能用毁灭一切的激情表达最彻底的否定。而这也是书中另一贵族列文的故事同安娜的故事相连接的地方。《安娜·卡列尼娜》由两个看似各自独立的故事线组成，但这正是《安娜·卡列尼娜》不同于《包法利夫人》，不同于愤激而单调的感伤文学之处，安娜的故事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否定，一个巨大而尖锐的疑问，而列文的故事，以其行动与思索，回应着这一否定。放在托尔斯泰的语境下，是欧化的、讲法语的彼得堡文明与莫斯科乡下广袤农村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之间的纠结（安娜做梦梦到的死亡象征中的老者正说着法语）。列文与安娜的故事在章节间不断切换，构成了一种结构上的精妙和节奏上的中和，他不断提示着，生命中并不只有贵族生活圈中那些虚伪与人为不公的痕迹，还有土地、天空和质朴的信念，不只有爱与恨、虚伪与真实的抽象对决，还有阴晴雨雪、生死物化的自然节律，所需要的是踏上土地，去爱，去生活，找到爱与生活的道路。关注环境的变化，就像故事的结尾，列文在一场充满言辞交锋的不知所云的辩论之后说的那句不起眼但充满诗意的句子：“乌云聚拢来了，还是趁没下雨赶快回家吧。”
人们熟知这部名著那个著名而简洁的开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初读时容易将这句话看作启示录，仿佛文豪已窥见人类家庭关系的一切真理。但“家家相似”的“幸福”是否就值得追求，而不幸就需规避？安娜的故事质疑着这个预设。有时，不幸正反映出一种真诚。“家家相似”昭示了一种万能的幸福家庭的模板，它是卡列宁设想的体面而无爱的贵族婚姻，或是奥博朗斯基设想的荒唐享乐的婚姻，或是伏伦斯基理解的浪漫、刺激、不负责任却还可以依托其贵族地位安全着陆的冒险，但不是陶丽的生活、安娜的生活，这种模板本身强化着一种压抑的、压迫的结构。“相似性”中蕴含了单一性的暴力，而这也正昭示了“各各不同”的“不幸”的价值。安娜的“悲剧”是对于虚伪文明的永恒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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